一个编辑应有的文史修养
◎金文明
一个职业编辑，要在这一岗位上有些作为，就必须增强自身的文史修养。以我自己为例。我是《辞海》、《汉语大辞典》等书的编委，主要从事辞典的编撰和审读。我也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有时候写一些杂文。曾花8年时间，主编《中华古汉语字典》。这是较有影响的一部书，印行了两万册。我唯一一部学术著作是《金石录校证》，对宋代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十多万字的篇幅给它作校证。有位学者评论这是现在最完善的一部对《金石录》校证的书。在做校证之初，没有宋版，只用了清代的雅雨堂刻本，而且当时已是最好的版本。但它毕竟不是宋代刻本。北京图书馆有一部宋刻本，一直无缘翻阅。《金石录校证》出版后，那部馆藏的宋版才影印面世。所以我去年又把宋本全部过录上去，很快就要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我也是《咬文嚼字》的编委，每期基本上都有我写的一、两篇文章。最早曾把三年的文章汇集成《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100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十年过后，又编印了《守护语林》。去年再次集成一本《语林啄木》。这样，我发表在《咬文嚼字》上的文章编成出版了3本书。2003年，因指出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许多文史差错，引发两人笔战，便写了《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考证了余秋雨文章中的200多处差错。另外，还有由此引起的全国性的评论文章，汇编成《秋雨梧桐叶落时》。
我出版的文字约近400万字，水平都反映在里面。曾有人对我说：“金老师，您是一个文史修养合格的知识分子。”我想，是与不是，自有后人评说。
编校的基本功需要自我历练
我从事这个工作将近50年了，每天8到10个小时审读稿件，有时甚至连续十二三个小时，审读的字数达一亿五六千万，审读出来的差错超过一万七八千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写了一部《管锥编》，共四册，我很钦佩他。但有些人说钱先生的记忆非常好，只要举出古代一句话，他马上就能告诉你这句话的出处，是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等等。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于是我就去读钱先生的书，看了一本多，发现了一百多处差错，就顺便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我感到钱先生擅长比较文学，对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很有研究，又懂几国外文，确实知识渊博。但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并不是很熟悉，对中国古代职官的理解也有纰漏。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再多么有成就的人，也不可能是“百科全书”。现在我已经把他的四本书全部看完了，累计差错约400处，当然大多数是排校差错。钱先生已经去世，我就找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但出版社认为钱先生已经过世了，不管有什么差错都不能改了。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是会贻误后人的。
编审找差错并不是与人过不去，而是对作者、对读者、对后人负责。现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出新书都要请我审，我虽然年纪大了，有时力不从心。但看到有些书确实写得很好，如果任其排校出错，一部好书就会被毁掉，非常可惜。所以只要身体行，一般尽量不推辞，多发挥些作用。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编辑，怎么会有今天的功力？怎么能够发现那么多的差错？我感到在文史方面，主要需掌握两条：一是要勤学多读，二是要认真刻苦。勤学多读就是要不停地读书学习。要掌握基本功，就要把古代重要的、基本的典籍都读一遍。1972年，我被分配到辞书出版社，初进单位非常紧张，辞书出版社都是专家。文革中这些老同志都受到冷落，如林放等，只在语词编辑室作一般编辑。我见到他们，就觉得很紧张，怕干不了那工作。辞书的语词都是大量地引用古书资料，好几万条。如果对这些不熟悉，怎么去审？怎么去编？所以当时就是想多看书。我曾把几本文学史里的唐、宋诗人词家，一个一个摘抄下来，姓甚名谁？字、号是什么？籍贯哪里？生卒年份？有何主要著述？等等，抄下来，做成卡片。唐、宋两代做了133张卡片。后来又把它列成一个简表，展开有两米多长。这么多不一定背得出来，但有了这个表，查起来就很方便。而且，经过这样一个摘抄、制表的过程，这些名家的姓名至少都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记，以后在审稿中就再也不会忘记了。从1972年到1979年，整整读了七年书。每天晚上七点开始，读到十一二点，五、六个小时，一直坚持着。阅读的范围，从《十三经》开始，《二十四史》，主要是前四史，都是通读，有的甚至是精读，还有的时候抄。如《诗经》、《尚书》等。我把《左传》抄了一遍，读了两遍，因为春秋时期的历史基本都在里面，很重要。七年书读了以后，唐代以前的古籍就已通读了一遍了，这个底子也就算打好了。
所谓认真刻苦，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审读稿子一定要非常认真，不怕辛苦。要逐词逐句地看，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再看，不要怕麻烦，不能马虎。要舍得购买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充实自己，并方便查阅。前年修订第六版《辞海》，我听说《辞海》所有的书证都没有查过，因此第一版被人找出不少差错。我觉得第六版就应该下功夫查证。我负责审读其中的150万字，对每条书证我都查了一遍。审读《淮南子》，有两千多条书证。我想起以前曾在福州路书店看到一本台湾版的《淮南子逐字索引》，非常好，但当时由于觉得很贵，没有买下。于是再次前往，想不到又涨价了，而且不打折。我为了校对查阅方便，就咬牙买了下来。这样，原来要一个月完成的工作，只要三、四天就能查对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这样就发现了许多一般根本很难发现的差错。
其实我就是靠这两点，读书和审稿。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打下了基础。今天就围绕一两百个重点差错实例来解读，这样比较有针对性，以后大家若碰到这些差错，一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了。
近期辞书审读中发现的差错举要
（一）1983年版《唐诗鉴赏词典》中两处差错。
其一是唐初张九龄《感遇》诗十二首之四，有“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句，鉴赏文中说“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其实是错误的。这是出于《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写的《解嘲》一文，其中有这两句话，《左传》里根本没有。《昭明文选》中也收了扬雄的这篇文章。2004年重版时就作了订正。
其二是唐晚期诗人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诗“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这是描写一个国王碰到叛乱逃离长安，到四川去避难，路上郁闷。太监、宠臣们就找了个人耍猴子给他看，国王一开心，随手拿出红绸带吊着的官印，赐给了耍猴人。耍一次猴就得了一个官做，这事对罗隐刺激很大，他考了十二三年的官，一直都没考取。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发泄胸中的怨气。鉴赏文中解释说，这是根据《幕府燕闲录》所载，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逃难，随驾伎艺人中只有一个耍猴的……。这就错了，为什么呢？黄巢起义爆发，从长安一直打到山东，最后在泰山狼虎谷兵败自杀。发生在公元884年，那时候唐昭宗还没做皇帝，而是他的哥哥唐僖宗。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怎么会逃难呢？这里的史料也错了。
（二）鸭鸣呷呷。
再看“呷呷”两字，这是鸭叫的声音。第六版《辞海》以前所引疏证是李白的《大猎赋》。第六版修正时加引了《尔雅·释鸟》：“鸭鸣呷呷”，时间上推前了。但问题是《尔雅·释鸟》中其实没有“鸭鸣呷呷”的。后来找了很多古籍，从一些书的转引中找到了。宋代陆游的祖父陆佃写了一本《埤雅》，这本书是对《尔雅》进行增补的。其《释鸟》中有一篇“鹄”，引了晋代的一本《禽经》书中关于禽鸟叫声的话，其中有“鸭鸣呷呷”。因此这是《禽经》里的话，而不是《尔雅》里的。但可惜编者在修改时，也许不想大改，而将《尔雅·释鸟》改成《埤雅·释鸟》，没有指出引自《禽经》，这依然不对，真是遗憾。
（三）读音或字形相近以及异体字、繁体字等方面的问题。
一是形近而误。以下都是从《辞海》里挑出来的。“伐咎鼓”被排成“代咎鼓”。伐是敲打的意思，代咎鼓就不通了。“与诸庵官构造无端”，这里“庵”字错了，应改为“阉”。阉官是太监的意思，而庵是庙宇中的庵堂的意思。“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应当是“陆虞候……”，虞候是先秦官名，“候”不能排成“侯”。
二是误在读音。“见义勇为（wéi）”，念成“见义勇为（wèi）”，为（wèi）是作介词用的，行为的为应念“wéi”，见义勇为（wéi）应是阳平字。“怒发（fà）冲冠（guān）”，不能念成怒发（fā）冲冠（guàn）。“鬼使神差（chāi）”，不能成为“鬼使神差（chā）”，等。
三是繁简体字之误。整理古籍，有时要保持原样。而现在写文章，就应该用简化字、正体字，要把繁体简化掉。如“翦除”的“翦”，是异体字，正体字就应写成“剪除”。“妬忌”的“妬”也错了，也是异体字，正体应为“妒”。还有“船櫂”，“櫂”是船桨的意思，是异体字，正体应为“棹”。不能简化的字，如“不穀”，穀是善良的意思，这是古代皇帝的自称，穀不能简化成谷。“于”与“於”，于作介词，而於作感叹词，不能随便简化。人名不能随便简化，应保持原字，如王濬、王浚，两人都是晋书里写到的将军，如果将异体字“濬”改成正体字“浚”，就容易混淆了。所以人名里面的异体字一般不动。等等。
（四）新版《辞海》里的几个错误，涉及的是典故。
一是“补袞”，解释引了杜甫《北游》诗：“备员窃补袞。”而杜甫没有《北游》诗，只有一首有名的《壮游》诗。因为“壮”的简化字字形与“北”差不多，所以被排成《北游》诗了。
二是“节令”条目，引了元代吴弘道《斗鹌鹑》曲：“寒来暑往，兔走鸟飞，节令相催。”这里的“兔走鸟飞”错了，应为“兔走乌飞”，这是讲月亮、太阳轮回，时令交换很快。兔是指月亮，那么只有金乌才代表太阳，与之相对，用“鸟”字就不对了。只要查看元曲的原文，就知道就是“兔走乌飞”。
日常书刊中发现的文史知识差错举例
这一部分分8个大类，文字词语差错、繁简体与正异体字处理差错、人名差错、地名差错、书名篇名差错、引用文献资料差错、历史纪年和阴阳历日转换差错、其他典型差错等，择要简述如下。
（一）文字词语差错。以下举例词语，括号内是正确的：杀戳（杀戮）、博奕（博弈）、发楞（发愣）、欠收（歉收）、泡制（炮制）、床第（床笫）、文坛巨擎（文坛巨擘）、戊戍变法（戊戌变法）、灸手可热（炙手可热）、病入膏盲（病入膏肓）、黄梁美梦（黄粱美梦）、曲突徒薪（曲突徙薪）、作词一阙（作词一阕）、手执尘尾（手执麈尾）、美仑美奂（美轮美奂）、自沉汩罗（自沉汨罗）、籍籍无名（寂寂无名）。
“发楞”很容易写错。为什么会错？过去国家发表过最早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曾规定把木字旁的“楞”作为正体字，所以那个发愣都写成这个“楞”，那个时候应该不算错的。后来因这两个字发声不一样，愣读第四声，楞(léng)是阳平声，不应混用。大家提了意见，国家又发了文件，把它改过来了。所以现在就应该用“发愣”才对。
“戊戍变法”，我在《咬文嚼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点戍划戌戊中空》，指出过这三个字的用法。以前有本《左传》，每年都用天干地支来记的，凡是天干地支中的“戌”全部都错成“戍”。
“手执尘尾”，“尘”字也错了，应该是麈尾，“麈”念zhǔ字，是像一种鹿的动物，它的尾巴特别长，后面有毛，古人把它宰下来，当掸灰尘的一个器具。“尘”的繁体字原作“塵”，与“麈”原形很像，有人就将“麈”误成了“塵”，再简化为“尘”。这是不对的。
“籍籍无名”，现在用得相当普遍，余秋雨也用了，王蒙也用了。但籍籍两个字表示盛大，跟无名是合不起来的。明代有个人说自己“平日幸亏无籍籍之名也”，在籍籍之名前有个“无”字，就通了，而不能说“我平日籍籍无名也”，这是两回事。词语不能乱搭。如果一定要用，就用寂寞的寂，寂寂无名是可以的。
（二）简繁体、正异体字处理差错。以下举例的词句，括号内是正确的：凭藉（凭借）、了望（瞭望）、怱遽（匆遽）、咬囓（咬啮）、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别像他那样自暴自弃）、风起于青苹之末（风起于青蘋之末）、柳亚子诗“由检师心终复国”（由检师心终覆国）；以下词句，括号内是错误的：王翦（王剪）、魏徵（魏征）、蒋幹（蒋干）、廼贤（乃贤）、陈寔（陈实）、牛犇（牛奔）、项堃（项坤）、刘知幾（刘知几）、崔乾祐（崔干祐）、赵孟頫（赵孟俯）、翁同龢（翁同和）、吴大澂（吴大澄）、杨邨人（杨村人）、朱镕基（朱熔基）、鞌之战（鞍之战）、驩州（欢州）、楼钥《攻媿集》（攻愧集）、《西湖游览志馀》（西湖游览志余）等。
“凭藉”就是繁异体字、正异体字没有处理好。《简化字总表》里，凭藉的“藉”可以简化成“借”，但它说在读jí的时候，不能简化，这样等于没有讲，所以大家都不简化了。现在单独一个“藉”字没看见过有用简化的，慢慢地凭藉这两个字也就不简化了，但按规范应简化成“凭借”才对。“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这个“象”字，第一次《简化字总表》规定人字旁的“像”要简化成没有人字旁的“象”。但到文革时有问题了，毛主席像的像字都写成“象”，红卫兵造反派认为这是侮辱毛主席。所以都恢复成人字旁的像。文革以后，修订后的《简化字总表》就认可了人像的像不能简化。所以“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里的这个“象”应改为“像”，这是不能简化的。
王翦是秦国的将领，“翦”字绝对不能把下面的羽改成刀，要保留繁体写法。唐代的宰相魏徵，现在十有八九都把他简化成征服的征，不能简化。其他人名也都一样。刘知幾，这个很多人简化了，但也不能简化。因为这个“几”字又可以读作jī，几乎的“几”，又可以读jǐ，容易混淆。崔乾祐，这个“乾”读qián，又可以读“干”，一简化就成了崔干祐了。
（三）人名差错。以下举例的词，括号内的是正确的：赢政（嬴政）、华陀（华佗）、严世藩（严世蕃）、触詟（触龙）、范睢（范雎）、习脂（脂习）、阮大成（阮大铖）、叶炽昌（叶昌炽）、秦瘦鹃（秦瘦鸥）、林微因（林徽因）、程乃姗（程乃珊）、葛佩奇（葛佩琦）、丛维熙（从维熙）、单（shàn）雄信、朴（piáo）正熙、解（xiè）珍、种（chóng）师道、华（huà）罗庚、任（rén）建国、查（zhā）桂英、万俟卨（mò qí Xiè）、关云长（chǎng）、尉（yǜ）迟恭、王莘（shēn）、陈寅恪（kè）、单（chán）于、可汗（kè hán）。
触詟这个名字有个故事，以前有篇文章叫《触詟说赵太后》。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的都改成《触龙说赵太后》。有人就提出质疑了。其实清代有个训诂学家王念生就写过文章考证，说不应该是触詟，而是触龙，因为古代只有触龙这个名字，而且还有其他的考证。但当时的训诂有条规矩，就是要改古书上的字一定要有版本依据，如果没有根据，只考证还是没用的，最多在注释里讲一下，当时因没有版本，所以也就无奈了。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了帛书，其中有《战国纵横家书》，有一篇正好与这个故事吻合。古代文字是直排的，触詟其实原来是“触龙言愿见太后”，后来横排时，把“龙言”并成一个字了，就变成了“触詟”。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清清楚楚写着“触龙言”，就可以认定绝对不是触詟。根据这个依据，就把“龙”字从《战国策》中改过来了。因此1973年以后出版的《战国策》，都改成触龙了。
（四）地名差错。以下举例，括号内是正确的：安徽灵壁（安徽灵璧）、山东荷泽（山东菏泽）、河南临颖（河南临颍）、黄浦军校（黄埔军校）、内蒙古满州里（南蒙古满洲里）；以下举例，括号内为准确读音：山东莒（jǚ）县、河南渑（miǎn）池、广东东莞（guǎn）、安徽亳（bó）州、广东番（pān）禺、山东济（jǐ）南、山西洪洞（tóng）、浙江台（tāi）州、陕西瓦窑堡（bǔ）、龟（qiū）兹（cí）、吐蕃（bō）；以下举例，均为错误的，纠错可见下文：“丁光，南朝齐画家，梁江陵（今江苏南京）光相寺有其壁画”、“穰城，今河南省邓县”、“儋：儋县，地名，在海南”、“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
河南临颖，中国地名中没有这个“颖”字。地名中的颖，左下角都应是水，这个颍字很容易写错。内蒙古满州里，这个州应有三点水。大家要注意，中国正式的县市以上的地名，这个州字都是没有三点水的，如杭州、常州、广州、福州等。全国只有两个县市以上的地名有三点水，一个是满洲里，还有湖南的株洲，其他都没有。县市以下的地名，少数也有三点水的，如长洲。
在读音上，如广东番禺，这个“番”字念pān，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以前，中国语言里面没有轻唇音，都是重唇音，fān念pān，轻唇音都念重唇音。到唐五代以后才有轻唇音。番（pān）禺在唐五代以前就有了，一直延承下来。有人讲上海有条番（fān）禺路，难道也念番（pān）禺路吗？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上海的这条路名就是借用广东的地名而取的，当然应读番（pān）禺路。但现在全都读错了。
古今地名转换也会出错。《中国美术词典》“丁光”条，解释是“南朝齐画家，梁江陵（今江苏南京）光相寺有其壁画。”这里把江陵是指现在的江苏南京，就不对了。江陵应是今湖北荆州。最新版还是没有改对，改成了“丁光，南朝齐画家，梁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竟把古代地名江陵改成金陵，完全错了。应改成“江陵（今湖北荆州）”才对。但只能等以后再出新版再改了。“穰城，今河南省邓县。”过去是对的，但1988年邓县废除，改成邓州了。现在注解在今河南省邓县，就不对了，应与时俱进，改为“今河南省邓州”。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儋(dān)，儋县，地名，在海南。”注音都对的，问题在于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一个决定，撤销儋县，改儋县为儋州。编词典时已经是1996年了，不讲明就不应该。“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这个历来都是对的。问题在于1997年重庆市列为中央直辖市。奉节县划归重庆市管辖，因此现在就应把它改成“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上”才准确。有一本2001年出版《中国行政区划改名手册》很好，一查就可查到，那一个哪一年改的？什么单位改的？但可惜2001年以后没有了。
（五）书名、篇名差错。
《左传·襄公三十二年》书名不对，哪儿不对？《左传》有鲁国十二个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每个人做了几年？隐公做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两年等，襄公是做了三十一年，没有做三十二年，所以错了。《论语·乡觉》，《论语》二十篇，有一篇叫“乡党”篇，“党”字与“觉”字字形相近，这里给排成乡觉篇，错了。关汉卿《窦娥怨》，窦娥是很怨，但是这里的书名应是《窦娥冤》，冤枉的冤，这是由于声近搞错了。张恨水《啼笑姻缘》，姻字错了，应该是因为的“因”。为什么？这里是讲前因后果，不是讲婚姻。有一本《醒世姻缘传》，才是婚姻的姻，也可能是由于这本书的关系，把这搞混了。《吕氏春秋·道应训》，“训”只有《淮南子》里有，《淮南子》共二十一篇，前二十篇有《天文训》、《道应训》等等，最后一篇是《要略》，没有“训”字。但这里变成《吕氏春秋》了。《吕氏春秋》一般篇名都是两个字，所以这是把《淮南子》的篇名套在《吕氏春秋》上了，应该是《淮南子·道应训》。“《礼记》郑玄注引何休曰”，郑玄与何休都是东汉有名的训诂学家，而且两人是死对头，何休出了一本什么书，郑玄马上就写书攻他。所以郑玄解释一个词的意思，他怎么可能引何休的说法来证明呢？这是不合理的，情理上说不通。查中华书局直排版《十三经》，《礼记》正文都是一排一行，但有注解时是一行排两个字。郑玄注的一行注完了，有一个空心圆圈，这个圆圈后面也是两排，引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释文中也有注，是引何休的。但那是唐代陆德明去引何休的注，所以对古籍的体例要了解，否则就会闹笑话。
（六）引用文献资料差错。
例一是“孔夫子说：‘食、色，性也’”，这句话经常看到，其实不是《孔子》的，这句话是《孟子》里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两个人辩论，一会儿告子怎么说，一会儿孟子怎么说，这句话其实是告子讲的。
例二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流传甚广。”最初是部队作家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引的，没讲引谁。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其实杜甫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写的。是陆游《病起书怀》里的一句话。
例三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此句出自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应为“西出阳关无故人”，所谓“古人”，是指死去的人，“故人”则有死去的也有活着的。还有一个字，那是王维写的精彩部分，“劝君更尽一杯酒”，是“尽”字而不是“进”，用尽字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四例是《西游记》第十七回：“这是奴奴煮的午饭……如不弃嫌，愿表芹献。”我因为怀疑这里多了个“奴”字，就查第十七回，但第十七回里没有这句话。再查十八、十九、二十都没有。再往上查，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也没有。后来查《西游记》词典及其他索引，终于查出来了，在二十七回里面。引文漏了个“二”字。所以，编词典、做学问一定要小心翼翼。
（七）历史纪年与阴阳历日转换差错。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写道：“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查《王道士荐疏》，王道士发现这个洞以后曾写了一封给朝廷的荐疏，荐疏中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里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转换成公历是1900年，这是对的，但月、日就错了，在公历里还是用农历的五月二十六日，这就是阴阳历转换上的差错，这里应是6月22日。《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也有同样的错误，“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这里的“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轼年谱》中有记述，是宋神宗元丰二年，即公历是1079年。但是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转换成公历不可能是7月28日，而应是8月27日。
再比如苏轼的生年，两本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辞海》，前者说苏轼是生于1036年，死于1101年。1999年版《辞海》说是生于1037年，死于1101年。死在同一年，出生差一年，苏轼不可能生二次吧？这里的问题就是出在阴阳历转换上。苏轼肯定是阴历十二月生的，年底出生，阳历就可能在下一年了。查他的年谱就知道，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景祐三年，一般在十一月以前都是1036年，但在12月19日，就是1月18日了。转换成公历就到下一年去了，所以他的生年应是1037年。
（本文根据金文明在海宁“史志讲堂”的讲课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限于篇幅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