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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
 

     史料有南宋皇帝赵构南渡过长安坝的记载,相关的民间传说很丰富;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途经长安,留下了诗篇;还有杨万里、范成大等杰出的诗人过长安坝而为之歌颂……

 

     长安这个当年水运史上的重要关节点,自在上下河之间修建起坝和闸之后,开启了它漕运历史的黄金时期,其社会功能、经济效能显而易见。宋真宗末年及仁宗时调运的漕粮曾达到八百万石之多(《宋史·孙长卿传》),这也就非常自然地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在北宋建隆年间(960—963年),置长安堰闸指挥,闸兵名额为120人;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宋神宗赵顼又下诏,设立长安堰闸监护使臣,加强了行政管理力度。《咸淳临安志》有记载曰“宋绍圣间,鲍提刑系桫椤木为之重置斗门二,后坏于兵火;绍圣八年吴运使请易以石埭,绍熙二年张提举重修。”宋朝对长安闸的一修再修,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长安古镇随水而长大、随水而兴旺。因为水运的发达,沿着运河两岸,鳞次栉比的房屋以及石埠、桥梁、码头应运而生,一个富含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特色的集镇渐渐演化成江南运河末段的重镇,也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运河遗产。

 

   只要你能沉下心来细细走读,就会发现长安镇东中西街历史街区沿着运河走向蜿蜒伸展,历史遗存丰富,保存有众多清末民初的传统民居建筑,是大运河(浙江段)沿线格局保存最为完整的街区之一,是研究运河城镇兴盛的典型范例。

 

  长安东街的陈氏民宅,地处上闸桥北,西临上塘河。据镇上老人口述,此房与长安老火车站同年,即宣统元年建成。抗战期间,日军曾驻扎于此,此宅临河平房曾被日军占用作水牢。房屋主体为欧式砖结构,现存三幢:两幢坐北朝南,中有一门厅相连,三开间二层楼房,覆斗形顶,带天窗阁楼,西侧一幢带副楼;另一幢坐西朝东,西临上塘河,带水阁,此幢七开间,前有廊,一层平房。整个房屋属于江南地区民国时期建筑风格逐渐西化过程中为数不多的早期中西合璧式建筑,也是日军侵华的见证,对于研究江南运河建筑和有关革命斗争史,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位于新民街154号的杭辛斋故居,坐北朝南,传统木结构建筑,从南面进,中央为石板天井,右边带一厢房,正房为三开间二层楼房,硬山顶,后带一小天井。据住户口述,房屋为清末时所建,具有较高的纪念价值。

 

  位于长安中街的彚丰南货店,是运河边典型的水阁楼,也是我市明清时期商业建筑的代表,前面临街为商铺,背面临水为水阁楼,房屋坐南朝北,由三进三开间二层楼房围合而成,庭院式砖木结构,内有天井,最南端有河埠;还有老宅民居、见证现代丝绸工业发展的浙丝一厂茧库等,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小桥流水人家,橹声悠悠,灵动的水滋养了小镇的灵性,长安当然也有形制优美的古桥,虹桥便是其中的典型。虹桥位于长安镇中街,跨上塘河,始建年月已不详,宋咸淳(1265-1275年)已载其名,又称长安桥。明成化(1465-1487年)《杭州府志》载:“桥亘如虹,因名。”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月,梅雨连绵,平地水深数尺,桥圮。咸丰(1851年)元年重建为单孔石拱桥。桥南原建有东西向引桥一座,与正桥相连,俗称“小虹桥”。正桥南北两堍各有18个石级,桥上两侧石栏,镌有石狮及人物花卉,端庄秀丽,风格独特。1974年在石桥旁另建混凝土单孔平桥,并除其南北两堍部分石级。1989年政府对古虹桥进行了整修……“记不清以前多少次走过虹桥的石阶,那时不仅是去剧院看电影……不知虹桥曾承载了多少情感故事……”一位长安人回忆,“那时桥上还有雕刻精美的石狮,记得当时只有东南边一个柱子上少了一只石狮子,海宁民间故事上说是当年太平军在桥上血战时给大刀砍掉的。当时地处闹市中心的虹桥是小镇上一道风景。”明朝胡奎写下了《虹桥夜月》一诗:“渴虹饮涧不曾夺,化作飞梁卧碧流。银汉水分天上下,白莲花出海东头。鹤归华表吹笙夜,龙献明珠解佩秋。载酒长安三十里,醉呼鹦鹉更陪舟。”

长安运河文化源头,应该从周敬王时开凿越水道算起,因水而生的许多的古迹,仿佛一册册的说明书,为我们图解历代与水相关的烟尘往事。长安汉墓(古三女堆)、翟墩、鲁王坟,传递着吴大帝孙家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疑云迷雾和历史文化情结。杏花村的酒旗飘扬在文人墨客的心头,邑人管元耀的《海昌胜迹志》云:“杏花村在长安逢家桥之东,村中杏花极盛,酒家数处,青旗斜挂,临风招展,颇饶胜趣,晓风夜月,暮雨残阳,一时文人逸士来此聚饮,谓之杏林春宴。”一直到后来的仰山书院等,都与长安运河——与水的滋润有着关联。马骧建在镇西北的“西庄书屋”,丁澎曾有诗云:“径仄环绿水,堂开列翠屏,苔衣迎风滑,松叶斗霜青。笑傲看人世,徜徉任醉醺,日残幽壑晚,鸥鹭起沙汀。”而在长安文进桥南的“耕余小圃”,诸多文人雅士均有题咏,其中钟一元的“门闱心静自清凉,日永周旋未觉忙,叠石小松张书部,平台复道汉梁王。风生碧涧鱼龙跃,雨洗山原桔柚香,终岁不知城郭事,一蓑春雨自农桑”活脱脱地展现了耕读之余的文人情趣。还有“环绿轩”、“树根居”、“一闲轩”、“怡岫园”、“淑景塘”、“紫竹山馆”等等,都是长安的文人雅士“曲水流觞”吟诗作画之地。可惜这些胜迹大多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幸存下来的也只是残缺的一角一隅,越显其珍贵。

 

  长安运河文化的真正兴起,应该在唐代设置驿站、建起坝闸以后,特别是到南宋时,长安镇是进出首都杭州的必经之地。

 

  坝闸作为运河上的重要设施,经风历雨而遗存,便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宋神宗曾下诏加强管理。宋时日本人青山定男路经长安,在其作品中留有长安三闸的文字记述。苏轼在《请开河奏议》中提到过“长河堰”。

 

  宋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十一日,“赵构南渡过长安坝”。据民间传说,“泥马渡康王”后的赵构,在南逃过程中,到了海宁庆云地界时,已是又饿又累,看到有一小寺,便进去求食,寺内僧人见其可怜,便将剩饭施舍于他,还留其住了一宿。第二天,僧人得知其要去杭州,便雇了一船送赵构,船从洛塘河西去过长安坝后到达杭州。后来赵构为感谢寺僧在其危难时刻援手接济,遂赐名寺僧所处为“接济禅寺”。这一次遭遇,让赵构记住了长安的闸和坝。清初陆嘉淑在诗中云:“长河坝侧水漾湲,黯淡灵旌闪夕烟。泥马汗销人事改,神弦犹唱建炎年。”

 

  南宋迁都,从开封去临安,走的就是运河路线,而长安正位于江南大运河末端——杭州的咽喉之处,随赵构南迁的大批扈从、氏族一路而来,给长安留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印痕。关闸、驿所、寺院、别业、船埠、码头、丝麻、米业、餐饮、皮影、戏曲等等在长安古镇纷纷亮相。

 

  建炎三年(1129年)冬日,杨万里经长安,作有《入长安闸》诗。

 

  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间(1141-1147年),考中了进士的范成大从苏州沿运河南行欲往都城杭州,在必经之路的长安堰下,看到船来船往、闸势雄奇,兴之所至,写下了诗句。其《长安闸》诗云:“斗门贮净练,悬板淙惊雷。黄沙古岸转,白屋飞檐开。是间袤几许,舳鲈蔽天来……”

 

  还有叶绍翁作的《发长安堰》诗,等等。

 

  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初三黎明,诗人陆游赴蜀经过长安。

 

  “帆指长河风力微,渔舟个个有鱼归。一声水际笛三弄,几处梅边竹四围。桑伐远扬蚕事熟,花消浓艳柳絮飞。西湖只在钱塘外,又见孤山梅子肥。”这是宋朝朱南杰写的“过长河堰”。

 

  元朝的萨都剌在诗中云:“坝北坝南河水平,客船争缆水云腥。乡音吴越不可辨,灯火满船如落星。”袁易的“三更灯火鱼龙动,千里星河雁鹜鸣。大舶低昂衔尾进,扁舟来往一舟轻。”把长安闸、坝下喧哗的夜景灵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明朝,胡奎有《虹桥夜月》,苏平有《长安晓钟》……

 

  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闰二月初四,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途经长安,留诗以记其事……还有学者周春等,都留下了诗篇。

 

  “上闸观溜”曾被列入“修川十景”,清代诗人倪祖喜有诗云:“春涨长河水接天,石梁飞瀑下晴川。明珠万斛倾盆泻,一洗尘胸虑尽蠲。”

 

  旧时还有“修川八景”:“杏林春宴”、“闸塘夜市”……“三闸怒涛”也为其一景,被广为传咏,《长安镇志》记载:“上闸至下闸相去百余丈,每值上河水涨,波涛怒涌,由上破空而下,势若飞瀑落崖。傍有高楼,士女淪茗置饮,凭窗俯瞰,取九天雏河置几席间作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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